肖瑞峰：浙江工业大学党委副书记、浙江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先后获浙江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国家级教学名师、浙江省特级专家等称号。主要研究方向为唐宋诗词及海外汉诗研究。已出版《日本汉诗发展史》、《刘禹锡诗论》、《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别离主题研究》等多种学术专著，并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艺理论研究》等刊物发表专题研究论文100余篇。先后获省部级以上科研成果奖6项及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奖2项。主讲的课程《中国古代文学史》2005年被评为国家精品课程，主持的教学团队2008年被评为国家级教学团队。
演讲精选
诗（歌）与仕（途）看似属于了无干涉的话语范畴，其实两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在中国历史上的某个特定时代，由于政治制度的独到设计与安排，而表现得尤为密切。许多文人凭借诗歌这块敲门砖，叩开了仕途的大门，得以在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但这绝不意味着诗歌本身的堕落。恰恰相反，从诗歌发展史的角度看，这倒成为撬动中国古典诗歌的黄金时代的一个重要支点，古典诗歌的创作水准也正因此得以大幅度提升。
古典诗歌，作为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精华部分，具有不为时空所限的永恒的生命力。千百年来，古典诗歌不仅以其所表现的积极向上的生活理想和精神风貌给后人以感染，而且以其所显示的异彩纷呈的艺术画面和审美情趣给后人以陶冶。孔子曾经对诗歌的功能和作用做过精辟的概括：“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诗可以兴，是指诗歌可以用来调动一些情绪；借助诗歌我们可以观察社会现象；诗歌可以凝聚人心，起到团结人、教育人的作用；诗歌也可以用来批判社会中让人形成怨愤的现象、情绪。
古典诗歌在现实生活中发挥作用
尽管古典诗歌是历史的产物，但在现实生活中它依然发挥着作用。
有这样一个公关案例或许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在改革开放20周年之际，北京举行了一次改革开放的成就展。当时听闻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江泽民总书记将出席展览的开幕式，各个省市自治区都高度重视这次展览，希望本省、本地区的展区能够更多地吸引江总书记的目光。浙江省组成了专门的工作班子一起讨论，怎样把江总书记的目光吸引到浙江展区来，让他在浙江展区前面多停留、多观看，对浙江改革开放的成就留下更加深刻的印象。有人出了一个主意，他说江泽民总书记很喜欢古典诗歌，如果在浙江展区的第一块展板上布置一首江总书记熟悉又喜欢的古典诗歌，一定能引起他的兴趣。这个建议后来被采纳了。展览会开幕的那天，江泽民总书记在工作人员的簇拥下缓步走向浙江展区，他一抬头，印入眼帘的就是白居易的一首词《忆江南》：“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这篇作品恰恰是江泽民总书记非常熟悉同时又非常喜欢的。据在场的工作人员回忆，江泽民总书记一看到《忆江南》就立刻转过身去背对展板，把展板上的词完完整整一字不差地背诵了出来。在场人员无不由衷地钦佩江泽民总书记的博古通今、博闻强识，现场立马响起一片雷鸣般的掌声。这就是诗歌在人们现实生活当中所发挥的、令人意想不到的作用。
江泽民总书记不仅喜欢古典诗歌，而且还创作古典诗歌。比如《登黄山偶感》这首七言律诗：“遥望天都倚客松，莲花始信两飞峰。且持梦笔书奇景，日破云涛万里红。”江泽民总书记把黄山的一些著名景点都编制到诗歌里了，天都峰、迎客松、莲花峰……连“梦笔生花”这个典故也包含其中。
胡锦涛总书记的古典诗歌修养也很高。有一次，胡锦涛总书记出访日本，期间虽然工作活动安排得非常满，但是他还是从百忙中抽空到中华学校为同学们讲解李白的诗歌。胡锦涛总书记给同学们讲解的是李白的《静夜思》。
温家宝总理也非常喜欢诗歌，并且在讲话中经常引用诗歌、古典诗文。据统计，温家宝总理在讲话中引用古典诗文的次数多达100多次。2003年3月，温家宝当选为国务院总理。在首次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按照惯例，新当选的总理要向全国人民表态、表决心。温总理引述了晚清著名民族英雄林则徐的诗句来含蓄地加以表述：“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借用这样的诗句把自己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可将自身的生死祸福置之度外的信念与决心，铿锵且极富感染力地展示在世人面前。
唐朝是古典诗歌的繁盛时期
我们国家是个古老的诗国，诗歌是最早发展和繁盛的一种文学体裁。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继《诗经》之后出现的是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作家，楚辞中最好的作品就是屈原的《离骚》。
诗歌与仕途之间有着不解之缘，这个不解之缘缔结于唐代。宋代诗人严羽，在《沧浪诗话》里提到一个概念“以诗取士”。所谓“以诗取士”正是对这种不解之缘的精确揭示。源远流长的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到唐代，进入了它的全盛时期，出现了高度繁荣的局面。唐代历来被看作中国古典诗歌的黄金时代。一提到唐诗的繁荣，很多学者喜欢引用一个数据——清朝康熙年间编辑的《全唐诗》，收录了2200多位诗人的48900多首诗歌。唐诗如此之大的数量，不失为唐诗繁荣的重要标志之一。中国最早的诗歌发源于西周年间，从西周到隋朝将近两千年的时间里，留下的诗歌只有不到2万首，而仅仅只有300年历史的唐朝，却留下了将近5万首的诗歌。可见，唐诗在数量上的确是占优势的。
不过仅仅从数量上来认定唐诗的繁荣是不够全面的，因为唐诗虽然在数量上远远超越了前代，但是与后代比，它在数量上并没有优势。唐朝以后的各个朝代，诗歌的总量都远远超越了唐朝。清诗的数量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能够做出准确的估算，据粗略统计，清诗的数量肯定超过50万首，这就意味着清诗的数量至少是唐诗的10倍。但是如今，我们对唐诗的喜爱程度远远超过清诗。在座的同学从幼儿园开始可能就接触唐诗了，如骆宾王的《咏鹅》。据我估计，在座的同学能够背诵的唐诗数量可能不会少于200首，但是能够背诵的清诗可能数量不会超过20首。原因何在？原因就在于清诗的质量远远不及唐诗，所以称赞唐诗主要应该从质量着眼，而不是数量。
其实不仅当代的人认为唐诗是历代诗歌中写得最好的，宋代人也是这么认为的。严羽在《沧浪诗话》说：“或问：唐诗何以胜我朝？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所以不及也。”唐朝实行以诗取士的政治制度，写诗就成为了一种专门的学问，宋朝则没有实行这样一种制度，所以宋朝的诗质量上就远远不及唐诗了。所谓“以诗取士”，即以诗歌创作作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之一，并根据诗歌创作水平的高低来决定官员的录取与否。这一政治制度上的独到设计与安排，使诗与仕直接发生关系，并产生良性互动。所以我们认为诗歌与仕途的不解之缘缔结于唐朝，连接两者的纽带就是“以诗取士”的政治制度。
“九品中正制”下，文人的诗歌与仕途不发生关系
要理解这个问题，必须对历史作一个简单的回顾。隋唐以前是魏晋南北朝。魏晋南北朝文人的仕途是怎么样被设计的？或者说文人要步入仕途必须通过怎样的途径？魏晋南北朝实行的是“九品中正制”。“九品”就是官员的品级，理解“九品中正制”的关键是“中正”。“中正”在古代是一个官名，“中正”的职责就是负责在地方上考察发现了人才，向朝廷推荐人才。干部的选拔任用大权都由“中正”来掌握，这样无形中赋予了“中正”很大的权力。这种通过推荐，而不是通过考试来选拔人才的办法很容易造成营私舞弊。因此“九品中正制”的实质就是把封建帝王的世袭制扩大为封建官僚的世袭制，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不正常现象。担任高官的都是达官权贵的子弟，而沉沦下潦的都是平民百姓的子弟。在这种政治制度下，两位文人，才能相似、水平相仿，如果他们的家世背景不一样，他们的政治前途和政治命运就会完全不一样。
我举两位诗人的例子加以说明，一位是山水诗的创始人谢灵运，另一位是田园诗的创始人陶渊明。这两位才能、水平相似的诗人，由于家族背景不同，政治前途和政治命运也是完全不同的。谢灵运出生高门，是东晋车骑将军谢玄的孙子，18岁就袭封“康乐公”的爵位。因为出身高门，政治上起点很高，谢灵运自我感觉也很好。他曾经说过，把古往今来的才华放在一起称一称，假如是一石（石是古代的计量单位）重，一石等于十斗，他认为三国建安时期的曹植一人可以拿走八斗。因为曹植七步成诗，他认为曹植的才华是无人能敌的。剩下两斗怎么分配？他说自己要拿一斗，还有一斗留给古往今来所有的能人志士平分。言下之意，就是认为自己天下第一，因为当时曹植早已作古。这也是成语“才高八斗”的由来。不过后来谢灵运的仕途并不顺畅，他的不幸就在于他生活的朝代的更替换代，东晋很快被另外一个王朝取代了。谢灵运作为东晋的旧贵族就受到了新政权的排挤和打击，他的爵位由“康乐公”变成了“康乐侯”。这样一来，谢灵运感到自己的特权地位受到了威胁，政治愿望得不到满足，对朝廷心怀不满，这种不满就在字里行间发泄了出来。刘裕知道后很不高兴，就将谢灵运贬到了浙江永嘉。当时的永嘉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谢灵运来到这里之后根本无心料理公务，成天带着一帮人出去游山玩水。在游山玩水的过程中，他产生了很多对山水的新鲜感受。他把这些新鲜感受挥洒到字里行间，就形成了一首首优美的山水诗。“池塘生春草，园柳辨鸣禽”这样的诗句就是他担任永嘉太守期间所作的，因此谢灵运成了山水诗的创始人。
相比谢灵运，陶渊明的仕途起步要晚很多，仕途也走得非常艰难。陶渊明29岁才当上了小小的江州祭酒，“祭酒”就像现在事务所里做后勤工作的人。经过13年的奋斗，陶渊明在41岁时当上了县令。有一次，来视察的上级干部竟然是一名乳臭未干的黄毛小子，陶渊明还要对他三跪九叩，觉得非常屈辱，愤然说道：“吾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这是历来为世人所称道的一种不与统治阶级合作的精神，后代很多文人要表示自己不愿意跟统治者同流合污时，都学习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解读这句话，“五斗米”显然指的是陶渊明的工资水平，他的工资只能买五斗米，无论是月薪还是年薪都是很低的，要靠着五斗米来养家是很困难的。既然如此，要想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就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以权谋私，搜刮民脂民膏，而这恰恰是陶渊明不愿意做的，于是他最终选择辞官归隐。此后，陶渊明一直在江西浔阳过着躬耕的生活，所谓“躬耕”就是亲自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在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过程中，当他发现平凡的春种秋收也蕴藏着生活的美，他把这种美挖掘出来，表现出来，就产生了一首首优美的田园诗，他也因此成为田园诗的创始人。
通过陶渊明和谢灵运两位诗人的例子，我认为可以说明一点：在“九品中正制”的政治制度下，文人的诗歌和他的仕途不发生任何关系，步入仕途与否、仕途顺畅与否和诗歌创作水平毫无关系。
唐朝“以诗取士”，让文人的诗歌与仕途有了不解之缘
这种局面到了唐朝就被彻底打破了，唐朝在政治制度上一个最大的变革就是以科举制取代中正制，为庶族士子提供了晋升之阶。所谓科举，就是科举考试，朝廷设置一定的科目，通过科目的考试来选拔人才。在这种考试面前，一般来说只有才能的大小，而没有门阀的高低，这在历史上显然是一个进步。唐代科举考试名目很多，比如有明法科，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法学专业；有明算科，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数学专业；有明史科，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历史学专业。但最常见的两个科目是明经科和进士科。明经科考的是儒家的经典著作，考试形式单一，就是在试卷上写上一段儒家经典著作中的话，其中有几句话用白纸条贴住，让参加考试的人把贴住的几句话填写出来，它考的完全是死记硬背的功夫，不需要任何创造性；进士科考试则要复杂得多，它有三场考试，其中最重要的一场考诗赋创作，当场写一首诗、一篇赋。当时报考明经科的人相对较少，30岁才考上明经科的已经算是年纪很大的了，而报考进士科的则非常踊跃，50岁能考取进士科已经算年纪轻的了，这种现象就是“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
唐代诗人白居易考取进士科时只有29岁，与他同时考取的17个人中，白居易年纪最小，这让他很得意。当时考上进士科确实是很了不起，很风光的，皇帝要亲自宴请所有的新科进士，向他们一个个进酒。宴请完后，所有的新科进士都可以到当时长安最有名的慈恩寺中的大雁塔上题名留念。白居易晚年回忆自己当年大雁塔题名的经过，在诗歌里面这样写道：“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那是他一生中最风光的时刻。
中唐时期，在湖州市德清县，有一位诗人叫孟郊。孟郊考取进士那年46岁，在我们今天看来年纪已经很大，但是从“五十少进士”来看，孟郊觉得自己还属于少年得志。考取进士后他写了一首诗《登科后》：“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这首诗的意思是：考取进士之前一直不得志，但是考取之后就不一样了，春风得意，走马观花。
在当时，如果官员不是进士出身，官做得再大也会被人瞧不起。和白居易齐名、一起发动新乐府运动的元稹是明经科出身。他15岁就考取了明经科，而且仕途之路很顺利，一路晋升当了宰相。有一天他心血来潮，想起有人跟他提过郊外住了一位穷困潦倒的青年诗人李贺，他就想礼贤下士，亲自去看望李贺。他原以为以宰相之尊拜谒布衣李贺，李贺定会感激涕零。而事实并不如元稹想象的那样。据史书记载，李贺把元稹拒之门外，而理由就是“明经及第，何来谒我”！这个故事说明，在当时人们心目中，明经科的地位很低，而进士科的地位很高，要么不考，要考就要考进士科。进士科考试的内容是诗赋创作，要考上进士科就必须刻苦钻研诗歌的写作技巧，不断提高诗歌的创作水平。
唐代进士科考试在试场上写作的诗歌有个专门的名称，叫省试诗，“省”指的是尚书省，就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有尚书省主持的考试当然是严格意义上的国家考试。省试诗又有两个别名叫试帖诗和应制诗，它有很多严格的规定，内容和形式都受到限制。首先题目都是规定好的；其次体裁是规定好的，只能写五言诗，不能写四言诗和七言诗；再次篇幅也是规定好的，只能写十二句，不能多写也不能少写。正因为省试诗在内容和形式上的种种限制，其间就难得出现优秀的作品。钱起的《省试湘灵鼓瑟》，被清人王士稹誉为省试诗中“亿不得一”的佳作。这首诗确实意境空灵，受到很多人的喜爱，“善鼓云和瑟，常闻帝子灵。冯夷空自舞，楚客不堪听。苦调凄金石，清音入杳冥。苍梧来怨慕，白芷动芳馨。流水传湘浦，悲风过洞庭。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很多唐代诗人以行卷方式步入仕途
唐代“以诗取士”的诗，实际上是由两部分组成的，包括考场内创作的省试诗和考场外创作的行卷诗。主考官在决定考生是否被录取时，往往既要看他考场内创作的省试诗的水平，同时还要看他在考场外创作的行卷诗的水平。什么叫行卷？考生在应试前将自己的文学创作加以编辑，写成卷轴，呈送有地位的人，请他们向主考官推荐，以增加及第的希望，这就是行卷。行卷是和唐朝科举考试制度特点联系在一起的。唐朝科举考试的试卷是不密封的，这就使得很多考生心生幻想，希望主考官在考试之前就对自己平时的创作有所了解，从而对自己的试卷格外关注。行卷确实是有实际效果的，假如主考官在考试前看到过考生的行卷诗，并且对他留下非常好的印象的话，那在批阅到他的试卷时必然会多看几眼，即使写得不怎么好，主考官出于爱才的心理也会参考他的行卷诗给他加分的。同样一首诗可以说好，也可以说不好，见仁见智，这就是行卷的妙用。
事实上很多唐代诗人都是通过行卷这种方式步入仕途的，比如白居易。白居易之所以29岁就考取了进士，与他恰当地采用了行卷是分不开的。白居易在参加进士考试前，向著作郎顾况行卷。那是一个大热天，白居易向顾况行卷，顾况正在午睡不大高兴，看到“白居易”这个名字，就开玩笑说：“长安米贵，居大不易。”翻开诗卷一看，白居易放在卷首的作品是《赋得古原草送别》，读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联后，顾况的态度马上就变了，这两句诗看起来是咏草，实际上是借咏草抒怀，象征着青年白居易积极进取、奋发向上、不畏挫折的精神风貌，于是顾况的口气马上就变了：“道得个语，居则易矣。”意思是，写得出这样的诗，要在京城住下来是很容易的。在顾况的力荐下，白居易终于顺利地考上了进士。
白居易的行卷诗编排很得当，并且达到了行卷的目的。但是也有编排不当以致于行卷失败的，比如唐代著名的诗人崔颢。崔颢的《黄鹤楼》也是行卷诗之一，这首诗写得非常好。但是在行卷时，崔颢没有把《黄鹤楼》作为卷首的作品，打头篇偏偏是《王家少妇》，第一句就是“十五嫁王昌”，他行卷的太守一看就生气了，把崔颢赶出了家门。
这是直接行卷的例子，还有变相行卷的，比如王维。王维考取进士时只有21岁，比白居易还要年轻。之所以这么顺利地考上了进士就是因为他变相地得到了行卷的机会。王维多才多艺，除了擅长诗歌外，还精通音乐和绘画，所以他19岁就进京谋求功名。因为多才多艺，他很受贵族社会的欢迎，很快成为贵族文艺沙龙的座上客。于是就有人把他引荐给公主，让他向公主展示自己的文艺才能。王维先为公主演奏了一首《异人袍》，这首曲子带有一点淡淡的忧伤，公主听得如痴如醉。这个时候，有人说王维不仅琴弹得好，诗也写得好，公主便让他朗诵几首自己得意的诗。据史书记载，公主第二天就召见了主考官，建议这次考试不仅要录取王维，还要把他作为第一名录取。在公主的帮助下，王维终于顺利地考取了进士。
也有变相行卷不成功的例子，比如孟浩然。孟浩然个性比较保守，王维19岁就进京赶考了，孟浩然直到40岁才觉得自己有了把握，进京参加进士考试。他也想向主考官行卷，要行卷就要先打开行卷的通道，于是他就去找自己的好友王维，此时的王维早已在京城为官。碰巧的是，唐玄宗微服私访来到了王维管辖的衙门，王维便在皇帝面前替孟浩然美言，唐明皇很开明，就让孟浩然吟诵几句自己写的诗。千载难逢的机遇摆在孟浩然面前，很可惜他没有把握住。孟浩然写了很多好诗，吟诵出来的两句让在场的人都很惊讶，“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因此，后人评价孟浩然这两句诗是“千古得意之句，一生失意之诗”。由此可以看出，行卷在诗歌与仕途发生关联的过程当中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如果说省试诗由于内容和形式的诸多限制难有好的作品产生，那么行卷诗则可以让诗人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创作，充分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和艺术建议。所以唐代行卷诗里面涌现了大量的优秀作品，今天我们看到的很多唐诗的名篇，当初都是行卷诗，比如王昌龄的《出塞》、崔颢的《黄鹤楼》、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张继的《枫桥夜泊》等。
“以诗取士”的制度，作为诗与仕的联结点和交汇处，无疑促使诗人们去深入钻研诗歌的艺术技巧，加强诗歌创作的基本训练，以期出奇制胜，一举登第，因而它对于重视诗歌、爱好诗歌的社会风尚的形成及艺术经验的积累起到了重要作用。
演讲时间：2012年10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