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栋霖：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话剧理论与历史研究会名誉会长，江苏省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曾任香港大学、台湾东吴大学客座教授。“中国文艺评论奖特等奖”获得者，国家教委、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硕士学位获得者”，“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高等学校教学名师”，教育部国家级精品课程《中国现当代文学》负责人。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戏剧理论研究和教学，为我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第三代代表人物之一。其学术论著先后二十五次获国家级、部省级优秀科研成果奖。国家级教材《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14》主编。

　　演讲精选：中国话剧诞生于清朝末年。当时，上海有所教会学校——圣约翰书院。作为一所外国学校，里面的学生一直有演剧的传统，常常吸引上海其他学校的学生前去观看并模仿。之后，又有中国留学生在日本东京办了个春柳社，并在1907年演出了话剧。因此，人们常把上海学生演剧和东京的中国留学生春柳社演出视为中国话剧的开端。在中国话剧110多年的历史道路上，诞生了不少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曹禺的《雷雨》就是其中之一。经典是经得起人们反复读的，而且每一代的读者都能读出不同的意义。人们对《雷雨》有着很多种解读，因此《雷雨》也是被改编最多的。苏州评弹版《雷雨》就是其中之一。
　　两条路线
　　在诞生至今110多年的历史道路上，中国话剧走的是两条路线，体现出两种文化观念，两种审美观念，两种世界观念。
　　一种是政治宣传剧，即话剧是为政治服务、为政治宣传的；还有一种是人文主义话剧，它关注人，透析人性，反映人性，表达人文主义的关怀。两种剧都起源于五四时期。五四时期，话剧初起，话剧的成果不算很多。有代表性的主要是两类，一类是以胡适的《终身大事》为代表，叫社会问题剧，主要在于揭露和批判封建社会的种种问题。第二类是翻案剧，以郭沫若为代表。郭沫若写了三部话剧，合集称《三个叛逆的女性》。三位女性分别是卓文君、王昭君、聂莹。她们在历史上都受到过批评或者说都有着悲惨的命运，而郭沫若却帮她们翻案，把她们写成了反抗、喜剧的命运。郭沫若的翻案剧不是随便杜撰的，因为他要张扬女性地位，要反对专制，要主张人性的自由，要主张婚姻、爱情的自由和自主，所以他在翻案过程中体现了那个时代的一种人文主义。这是五四时期的话剧，无论是社会问题剧还是翻案剧，都是体现了五四时期的时代记忆。
　　到了20年代末至30年代40年代，中国话剧发生了变化。除了一批文人还在坚持自己的人文主义思考，如曹禺的《雷雨》和《北京人》，李健吾的《这不过是春天》，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杨绛的《弄真成假》等。很大一部分文人开始走向政治、走向宣传。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田汉，他是中国话剧的创始人之一。他最早写的是青春伤感剧，风格继承了五四时期的人文主义精神。田汉的话剧在当时的各个大学、中学影响力非常大。中共上海的地下党因此争取来了田汉帮他们做政治宣传。从那开始，田汉陆续写了一些政治宣传剧，比如《芦沟桥》《江汉渔歌》《岳飞》等。还有复旦大学的著名教授，同时也是一名话剧家，叫洪深。他在当时写了《农村三部曲》，分别是《五奎桥》《香稻米》《青龙潭》，也是政治宣传剧。
　　中国在20世纪上半年，经历着启蒙和救亡的双重任务，话剧也无不体现着那个时代的烙印。五四新思潮号召的是要启蒙，所以话剧的表现形式是要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而到了抗战时期，所有的话剧又变成了为抗战服务，出现了许多抗战剧。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又出现了如《白毛女》这样的歌剧。总之，话剧在逐渐演变为为政治服务、为政治宣传。
　　中国话剧的发展史上，还要特别提到一个人——郭沫若。 1941年，郭沫若写的《屈原》在重庆演出，当时是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郭沫若在这部剧里面表现出了一位民主人士对以重庆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的愤恨。该剧在当时社会引起了巨大轰动，也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在现代，郭沫若却受到了很大批评。人们批评他的文化、他的文学创作太政治化，丢掉了文学创作的独立性，丢掉了学术研究的独立性。
　　事实上，郭沫若在抗战时期写了六部剧，除了《屈原》外，《虎符》《棠棣之花》《南冠草》《孔雀胆》《高渐离》等另外五部剧，并不都是为政治服务。郭沫若是一位非常复杂的话剧家、艺术家，他既有跟随潮流为政治服务的一面，也有五四时期深入心底的人文主义精神。因此，在郭沫若的历史剧上，中国话剧的两种路线、两种传统都有。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到50、60年代，中国话剧都是政治宣传剧。代表作有《千万不要忘记》《年轻的一代》《霓虹灯下的哨兵》。政治宣传剧的发展到了那个年代达到了顶峰。
　　新时期话剧的六大变化
　　新时期也就是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开始对话剧进行反思，话剧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再也不是过去单纯的的政治宣传剧或者人文主义话剧。经过一番长期讨论，话剧发生了六大变化。
　　第一，话剧究竟是写实的还是写意的。西方话剧是写实的，是对生活的一种再现，体现出强烈的写实性、科学性和真实感。但是中国的传统话剧是写意的，是用来表达人物内心世界的，它不可能真的和生活中一样。
　　第二，话剧是写实时空还是自由时空。写实时空就是舞台上经过半小时，就是真实生活中经过半小时。《雷雨》一共四幕，它的时间是从早晨到晚上。舞台上和真实生活是完全一样的时间和空间，这叫写实时空。自由时空，比如舞台上经历了15分钟，可能实际的故事经历了三天，舞台上的时间和空间是无限自由的。
　　第三，话剧人物的变化。写实的话剧，人物都是在对话的，通过对话来表现人物的内心感受。比如，《雷雨》《茶馆》中的人物，他们都在不断说话。而写意的话剧，它不一定要体现说话，可能舞台上的一束灯光照在演员身上，就能把演员的内心世界给表现出来了。
　　第四，话剧有没有“第四堵墙”。“第四堵墙”属于话剧术语，指一面在传统三壁镜框式舞台中虚构的“墙”。它可以让观众看见话剧中的观众，是对表演的最高要求，要求演员表演得非常真实和细腻，不理睬观众的反应，彻底融入到角色，让表演像真的一样。
　　第五，舞台、舞美、灯光和音乐的变化。中国话剧过去的舞台是写实的舞台，现在的舞台是自由的舞台。为了实践自由的舞台，中国现在的话剧特别讲究舞美、灯光和音乐的运用，以充分表现人物内心和情绪，打动观众心灵。
　　第六，话剧观众的变化。对写实的话剧来说，它有一个吸引人的情节，有一个波澜起伏的故事，来表现人物内心情绪的波动，它是通过剧情来感染观众的。有人认为，在这样的话剧里面，观众是被动地感染，也就是说，导演编剧要你哭就哭，要你笑就笑，观众被动地感染，然后产生共鸣，受到教育。写意的自由的话剧，则要求观众参与进去，共同完成话剧，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剧场舞台和观众席距离很近的原因。它就像观众和演员在对话，朋友在交流一样，就像现在很多演唱会，有观众参与，有歌星与观众的互动。
　　以上是新时期以来话剧的六大变化，有关话剧变化的讨论，都要源于一个人——易卜生。 他是五四时期开始中国话剧发展的前五十年，对中国话剧影响最大的外国艺术家。他的代表作《玩偶之家》，是一部典型的社会问题剧，主要围绕过去被宠的女主人公娜拉的觉醒展开，最后以娜拉的出走结束全剧，表现了欧洲妇女解放的开始。这个话剧在五四时期被介绍到中国来，在当时的影响很大。鲁迅的小说《伤逝》就是模仿娜拉，巴金、茅盾也有这样的作品，《雷雨》被称为“现代中国的娜拉”。《玩偶之家》这部戏对中国话剧最大的影响就是个性的解放，它跟中国传统话剧完全不一样，是写实的，从此“话剧是写实的”这个观念就深入人心。总之，在那个年代，无论是政治宣传局还是人文主义话剧，话剧都是依于易卜生的。但到了80年代，中国的话剧家们提出了要告别易卜生，表示话剧有多种锻炼手法。所以，新时期以来话剧的六大变化，都是和易卜生的话剧相对应的，是走出易卜生，走向自由话剧的一个过程。这就是中国百年话剧所走过的道路。
　　评弹《雷雨》
　　在中国话剧一百多年的发展道路上，其实真正称得上经典的没有几部，像鲁迅的小说，沈从文的、曹禺的、巴金和老舍的、张爱玲的等等，称得上是经典。那么尤其像《雷雨》和鲁迅的作品，为什么会被反复改编呢？最根本的原因是经典具有超越时空的永恒性：第一，每一部经典作品都是作家以独创式的方式把艺术形式和内容要求表现到完美和极致的过程。它是天才作家智慧的独特呈现，在历史的某个时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并且成为后代仿效的典范。第二，经典表达的内容具有人类心灵的共通性。哪怕是《狂人日记》，哪怕是《阿Q正传》和《雷雨》，它们所要表达的内容至今还和人类的心灵有共通性。人们还可以从一百年前几十年前的人物内心中读到今天的心灵。第三，经典本文是一个开放的体系，经受历代读者的品读。一般的作品人们读了一遍就懂，而经典是经得起人们反复读的，而且每一代的读者都能读出不同的意义。经典文本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解读中，焕发出新的文化和审美意蕴。比如《雷雨》，《雷雨》在过去通常被认为是一部社会问题剧，而现在它不仅是一部社会问题剧，因为它探索人生和人的命运，叩问命运，刻画人性。
　　《雷雨》是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话剧中被各种形式，如电影，电视剧，话剧，戏曲改编最多的，因为《雷雨》既深刻，又丰富，至今还有魅力。我在2010年曹禺百年的时候，跟苏州评弹合作，把《雷雨》改编成了苏州评弹。当初有这样的想法，意在重新放回原著，体现原著的精神。到现在为止，社会上大多数人对《雷雨》的解读，都是强调它的政治意义，都是把描写一个女性心灵痛苦挣扎和她对命运抗争的一部戏解读成了反封建，把一部探索人性的话剧，一部人文主义话剧，解读成了政治宣传剧，把它政治化了。所以，改编成苏州评弹的目的就是要重新放回原著，理解原著的精神。评弹版的《雷雨》的理解是这样的，它塑造的女主人公之一蘩漪是在痛苦和压抑中挣扎，渴求爱的女性，她要关爱，她不是要去斗争，我的评弹《雷雨》就是按照这个思路来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