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梁和其他支教老师为所德小学办起爱心食堂。 N记者 赵颖硕 摄

鲜花盛开的五月，青年人又一次迎来了自己的节日——五四青年节，今天，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们激情燃烧的青春故事。毋庸置疑，青春，是一个人一生中最美丽的风景，也是一个时代最醒目的标记。“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身。”历史早已证明，青年始终是我们社会中最积极、最活跃、最有朝气的重要力量。有梦想，勇奋斗，敢担当，新时代的青年正以昂扬的精神风貌、进取的人生态度，唱响属于他们的青春之歌。

 

　　N晚报记者 张奎超 吴晓宇 曹起铭 施 兰 朱 政 王晓晔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青春

 

　　支边知青吴军：

　　青春在苦难中张扬

　　知青岁月是我一生中难以磨灭的记忆，在人生最美好的时候我们投身祖国边疆建设，在苦难中学会坚强、独立以及认真对待生活中的每一件事，那是一种沁入心扉的“正能量”。——吴军

　　他们曾坐在窗明几净的教室憧憬美好的未来，然而却因“上山下乡”的号召不得不中断学业，汇入支援边疆的洪流。从江南水乡到西北戈壁，他们用激情在祖国边陲谱写下一曲嘹亮的青春赞歌。“老嘉兴”吴军就是他们中的一员，“苦难是一笔财富”是她的座右铭。

　　今年66岁的吴军是“共和国的同龄人”，1949年，她出生在嘉兴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吴军是南湖中学的首届初中毕业生，毕业后顺利升入嘉兴一中，她始终认为，中学岁月是一段非常难忘的时光，“那时候老师很注重德育，给我们以积极正面的引导，中学时代我们不光学习了科学文化知识，还树立人生理想，随时准备成为一颗对国家有用的‘螺丝钉’。”

　　1966年，吴军的“大学梦”被现实击碎，“‘文革’开始以后，我们的学习被迫中断，当时我才上了一年半不到的高中。停课后，我每天出入图书馆，阅读了很多世界名著。”

　　直到1968年，中央发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让正处在迷茫中的吴军眼前一亮，“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迷茫，终于看到了希望，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应该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所以得知这个消息后非常兴奋。”吴军说。

　　1969年6月初，北京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来嘉兴招收知识青年，得知这批知识青年将前往内蒙古支边后，吴军与几位同学都迫不及待地报了名。“那时我们都非常向往内蒙古‘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大草原，没有跟家人商量就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在体检结束后，吴军才把这个消息告诉父母，虽然不舍，但报名既成事实，吴军的父母只好无奈地接受了女儿的决定。

　　开往内蒙古的火车6月15日从嘉兴出发，对于包括吴军在内的每一位知青来说，那一天都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日子。“那天父母、亲戚、邻居都来车站送我，我们在火车上与他们挥泪告别，因为那时候觉得去支边就是要扎根边疆，不应该再想着回来。”

　　然而怀着建设边疆的热情，这群年轻人很快又走出了离家的失落。那时的吴军，名字还叫“吴金花”，在火车上点名时，大家建议她改个名字，“我是带着一颗红心参加建设兵团的，所以就把名字改成了‘军’，到了内蒙古我才写信告诉父母，名字已经改了。”

　　经过3天3夜的奔驰，火车停在了一个叫做“头道口”的小站，知青们惊奇地发现，来接站的居然是一架架马车，“没有遍地牛羊，也没有大草原，甚至连住的地方也没有。”吴军说。

　　吴军所属的3团1连的驻地是哈腾套海林场，知青们的第一个任务是造营房，“先把泥土和麦秸混在一起，再填入模具，把土坯做成砖块，暴晒后一块块垒砌出墙面、土炕。”

　　经过两个多月的奋斗，一排崭新的营房在他们的努力下出现在林场里。有了住处后，他们开始了日复一日的农耕农作，“每天农作、挖渠、拉练，晚上还要值勤，劳动强度非常大，站累了就蹲着干活，蹲累了就跪着干活。我原先就有关节炎，一天劳作下来，关节都肿胀积水了，手上也长满了老茧。虽然艰辛异常，但也磨练了我们的身体和意志。”

　　在兵团劳作3年半后，一个偶然的机会让吴军成为一名中学教师，后来她又被调回嘉兴，先后在工厂和机关工作，然而不论在什么岗位上，吴军总能做出令人刮目相看的成绩，“经历了知青生涯，无论在什么岗位上，我都能拿出百分百的激情和斗志来对待，苦难也是一笔财富啊。”

 

　　●上世纪70年代的青春

　　1977年考入大学的吴重秋：

　　知识给人力量 高考改变命运

　　我们很热血，只要有一个坚定的目标，愿意终生为之奋斗。——吴重秋

　　高考改变命运。放在现在，已不尽然。但在37年前，1977年，中断了十年的中国高考得以恢复，改变了千万草根的命运。吴重秋，一个怀抱着青春梦想的热血青年，站在了这个人生拐点上。

　　上世纪70年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在没有恢复高考前，上工农兵大学靠的是推荐。彼时，在嘉善干窑镇黎明大队当民办教师的吴重秋，在给小学生上课，在给大队公社写宣传报道。他渴望有一天能进入大学的大门，但他只能望着别人进入大学的背影，默默地握紧拳头。

　　吴重秋是幸运的。在当了民办教师不到两年，就迎来了改变众多人命运的那一年——1977年。“这是一个好不容易到来的机会，一定要牢牢抓住。”在那个人人都想“跳”出来的时代，其实除了高考这条路，还可以选择中考。中考的难度相对会小一些，吴重秋回忆，当时很多优秀的人选择了把握比较大的中考。是走“阳关道”，还是过“独木桥”，每个人都有自己要走的路。1977年的高考作文就是《路》，也许命题者想要以此来提醒每个参加高考的人，“世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高考也并非是人生唯一出路。但与别人想法不同的是，吴重秋抱定了走高考这条唯一的路，“我都做好准备了，第一年考不上，第二年再考。”

　　跟吴重秋一起参加高考的有3000多名考生，年龄跨度在20岁左右，他们有老三届、有下乡知青、有泥水工、有文艺宣传员等身份各异的人，有的是刚初中毕业的“愣头青”，有的却已经是为人父为人母。他们怀抱着同样的青春梦想——“知识给人力量，高考改变命运”。他们和《高考1977》里，追着火车奔跑的东北知青一样，电影里的人不愿把梦想冰封在黑土地里，吴重秋们不愿让梦想只是梦想，无法照进现实。“那一年，我们全县有30多人考入了大学。”吴重秋说。

　　“当年我的第一志愿是复旦大学新闻系，第二志愿是想当律师。第一志愿没录取，我当时是民办教师，根据服从分配，我被调剂到浙江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系。”虽然当时根本分不清楚学校是在金华还是杭州，但热血青年吴重秋在接到志愿后，他的理想就是当一辈子老师，想要成为一个教育家。当时进入大学校门后，吴重秋的“偶像”是教育家魏书生，研读的是赞科夫、布卢纳、根舍因的教学论思想。在教师一线执教鞭20多年，后来成为嘉善县教育局副局长，吴重秋也从未忘记过自己曾经的理想，“在很多场合，我都说过一句话，‘不想当教育家的老师不是好老师，不想超过老师的学生不是好学生’。”

　　参加1977年高考的学生，是一群思想活跃的年轻人，他们有敢于创新的勇气，在校园里组织舞会，创办剧团，开设各种文艺类的社团活动。吴重秋参加的是学校文学评论会，与“五四”时期一样，“真理越辩越明”。吴重秋喜欢文学评论，喜欢与同学争辩，作为文学活跃分子，甚至跟学校老师“打擂台”，他开的文学评论讲座，把老师的“观众”拉到了自己的讲座上。

　　参加1977年高考的学生，是一群学习非常勤奋的人，甚至可以用艰苦来形容。用10年换取一次读大学的机会，这是多么难得的机会，读书学习到深夜的人比比皆是。吴重秋也是如此，当时有留校打算的他，更是深觉自己要比别人读更多的书，图书馆是他最常去的地方，做的读书卡片有几万张。

 

　　●上世纪80年代的青春

　　一生为了一个梦想的伊甸：

　　那个年代许多人因为一首诗成名

　　“人生有了自己最热爱的东西、有了目标，生命才真正迸发出力量。”——伊甸

 

　　形容上世纪90年代有句话：“在大街上随便扔一块砖头就可以砸死一个厂长、经理。”这句话如果放在上世纪80年代就可以改成:“在大街上随便扔一块砖头就可以砸死一个文学青年。”

　　上世纪80年代，最红火的是诗社，每个高校都有。诗社有自己的诗刊，大多数刻在蜡纸上，拿到油印机上印出来。在那个年代，油墨的气味就是文学的香气，油印在纸上的与其说是文字，不如说是狂热青年的理想与信念。

　　嘉兴籍著名诗人伊甸，就是那个年代的狂热青年之一。

　　1970年，17岁的伊甸初中毕业后进了海宁化肥厂做学徒工，之后的7年时间是他终生难忘的饥饿时代——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饥饿，把他折磨得灰头土脸，1米82的个子只有110多斤。那时，他唯一的精神慰藉就是读书。在那个书籍匮乏的年代，他千方百计地找书来读，“那时候我每天只吃几分钱的菜，买书却愿意花上一两块钱。图书馆借不到、书店买不到，就打听谁有书，然后厚着脸皮去借。”

　　那些年，除了上班，伊甸做的最多的一件事是抄书、抄笔记。他用简陋的方格子作文本完整地抄下了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李白、杜甫、白居易、海涅、裴多菲、雪莱、拜伦、莱蒙托夫的诗，他都是从别人的笔记本上抄来的，还完整地抄下了一本谚语和一本歇后语——至今，它们还静静地躺在伊甸家一个抽屉的角落里。

　　1977年年底恢复高考，伊甸以初中毕业生的资格参加全国第一次高考，分数够不上高校录取线，但被中等师范学校录取，开始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阅读阶段。那时学生们能读到的书还是很少，一位同学带来一本《唐诗三百首》，十分珍稀，全班50个同学人人动手用钢板蜡纸刻印，人手一册。

　　“回忆起来，那时候对于阅读，简直是如饥似渴。其中一些书，对我的一生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伊甸说。

　　上世纪80年代的青年们，生活可以过得贫困潦倒，精神却不能空虚。虽然文学不能当饭吃，但许多人还是要往文学这条路上挤。许多人因为一首诗一举成名，福建的舒婷因为一首诗《致橡树》，从灯泡厂女工成为专业作家；安徽的梁小斌因为一首诗《中国，我的钥匙丢了》获得全国诗歌奖；唐山的八级锻工张学梦因为一首诗《现代化和我们自己》而一夜成名……伊甸和当时很多青年一样，立志成为一名诗人。

　　师范毕业后，伊甸在海宁一所中学教书。其间，每周六下午和晚上，他会抛开一切工作和生活琐事，把时间留给创作。“那时我不停地投稿，但是大多数被退回来了。”伊甸说，在他孤独和迷茫的时候，是那些文学名著和文学杂志作为最忠实的朋友陪伴他，卡夫卡、司汤达、勃朗特姐妹、卢梭、惠特曼、何其芳、北岛、舒婷……他们都是他十分热爱的作家。

　　1983年，伊甸再次进入当时的湖州师专就读中文。1984年，他和几个同学一起创办了“远方诗社”，他任第一任社长。那一年是伊甸的丰收年，他的多首诗歌在国内各大刊物上发表，他的名字开始被大家知晓。

　　“那时候，人们崇拜诗人的程度，一点也不亚于现在的追星。”伊甸说，当时已经名声大噪的北岛、芒克等诗人到某大学做讲座，好几千人围追他们要签名，最后北岛、芒克他们借口上厕所才得以脱身。

　　当时的诗人就好比现在的流行明星，伊甸也追过“星”。有一段时间，他的偶像是舒婷，他经常跑到杭州大学，借了朋友的借书证，疯狂地阅读舒婷的作品。而当伊甸自己成名后，他也有了被“追”的感受。1984年之后的一段时间，一些诗歌爱好者不远千里慕名而来，他应接不暇，后来不得不在家门上贴了张告示：“闲谈莫超过半小时”。

　　到了上世纪90年代，全国的文学青年几乎全部消失了。“继续写诗，还是下海发财？”多数青年选择了后者。上世纪80年代那些和伊甸一起写诗的朋友，有的坚持走文学道路，有的放弃了。伊甸坚持了下来，年轻的时候创作写诗，后来教书也是教文学、写作，“始终围绕着理想而活”。

 

　　●新世纪的青春

　　青春合伙人：

　　四个80后小伙的田间创业路

　　我们在世纪之交的变迁中成长，我们既传统，又不安于传统，勇于颠覆传统，相对于60后、70后，我们思维更活跃，相对于90后，我们的个性又相对内敛。我们又是“夹缝中的一代”，毕业以后，发现工作不包分配了，买房也要自掏腰包了，就业大军扑面而来，高额房价汹涌来袭，21世纪之初带给我们的压力造就了我们这一代人独立、自强、创新、稳健的品格，而这些品格，正是自主创业所必备的素质。——蔡建惠

　　五一期间，阳光灿烂，嘉兴一家车友俱乐部的年轻车友结伴来到南湖区凤桥镇庄史村的嘉兴未谷生态种植基地体验生态采摘游，这片500多亩的生态庄园成为了城市人的世外桃源。而在4年前，这里还是杂草丛生的荒地。这4年来，蔡建惠、金毅、戚国良、阕程晟四位怀揣着激情的80后年轻人，在这片荒地里肆意播撒着梦想，青春之梦在这里开花、结果。

　　时光的镜头切换到2009年，那时正值“两分两换”，农村土地流转，腾出了一片新天地！四位风华正茂的80后小伙子，原本都在大公司拥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可儿时的共同梦想把他们聚集在一起，做出了一个令父辈们惊讶的决定：承包一片土地，注册一个公司，开垦一片生态农业园。

　　可是，对这一决定，家长们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反对。

　　“我们的父辈，种了一辈子田，守了一辈子地，他们辛劳耕作，挣钱供孩子上大学，不求别的，就是希望孩子长大后可以离开土地，在城市找份稳定的工作，成家立业。可是我们四个不安分的家伙，却选择回到原地折腾，父辈们一时接受不了。”蔡建惠和小伙伴们理解父辈的良苦用心，可这并没有阻止他们奔向梦想的创业之路。

　　2010年春节过完，四位小伙伴凭着工作几年的积蓄，凑了100万元，又向银行贷款50万元，注册成立了嘉兴未谷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蔡建惠还辞去了上海的工作，一门心思扑在生态园里。

　　四个年轻人从小在田野里长大，对自己将要施展才华的这片土地并不陌生，他们要做的，是将自己的所学所得和现代科技的元素融入到中国的传统农业之中，让从古到今“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作方式得以焕然一新。

　　蔡建惠给自己取了个英文名，叫“Bird.Cai”，自嘲是个“菜鸟”。凭着谦虚的探索精神和勇敢的闯劲，他和他的小伙伴在这片土地上开辟出了无限的可能性。公司先后引进了先进的耕作和田间管理机械，微耕机、旋耕机、田园管理机、电汽动喷雾机、大面积移动施药设备，让繁琐的劳动变得简单省力，还提高了劳作效率。他们还先后从以色列引进了设施大棚内的微喷、微滴技术，不但减少了人力，还节约了宝贵的水资源。

　　4年间，尽管屡屡经历挫折，但是，蔡建惠和他的团队始终坚信：所有的磨难都是考验、都是金钱无法买来的宝贵财富，有了这些财富，再多再大的困难也无所畏惧！如今，他们搭上了互联网和电子商务这班顺风车，通过微信推广、淘宝网上销售，为农产品销路打开通道。

　　在蔡建惠看来，要想成功创业，一定要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行业，“我们这一代人，有很多选择了创业之路，我的同学中有的开网络公司，有的办摄影工作室，也有开汽车美容店，而我们办了生态农业园，这是我们的兴趣所在，也是最初的梦想！”

 

　　90后梁栩晔：

　　用良心诠释爱的正能量

　　“如果能重来一次的话，我还是会这么做，只不过会更理性。为了孩子们，我不能退！”个子小小的梁栩晔眼神坚定，“青春就是有勇气坚持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我不后悔。”——梁栩晔

　　如果没有发那条揭露“缩水”营养午餐的微博，1992年出生的梁栩晔或许也和别的90后一样，觉得世界是彩色、没有阻力的。胸口挂着“勇”字，浑身都是棱角，背着背包开始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梁栩晔来到了距离嘉兴1500多公里的湖南湘西州凤凰县腊尔山镇所德小学。她不会想到，这次支教，会把自己骨子里的硬气和倔强完全逼出来，并且把她和那里114个孩子的命运一起改变。

　　2012年，当时正在皇冠读大三的梁栩晔通过“百度贴吧”第一次知道了腊尔山镇所德小学，也第一次知道了那里缺老师。没有犹豫，梁栩晔说服爸妈，到了那里支教。

　　尽管对贫困有心理准备，但所德小学的现状还是令梁栩晔吃惊。因为学校里大部分孩子的家离学校比较远，而学校又没有食堂，所以孩子们的午饭就只能靠由国家补贴的每个孩子3元的营养餐来解决。然而，就是这份营养餐，却有“缩水”之嫌，“一盒200毫升的学生奶搭配火腿肠或者小面包，有时供货商会送来只有巴掌大小的面包片，有时送餐车干脆‘爽约’。”看不下去的梁栩晔试图找有关部门询问，但一直没得到回应。2012年10月30日下午，年轻气盛的她发了一条微博：“我要跟湘西州或者凤凰县教育局掐一架。求有关部门电话。孩子们午餐越来越缩水了，现在每人每天一片面包片，直径6厘米，厚度1.5厘米，还不如卖火柴的小女孩……”

　　就是这条微博，把梁栩晔推上了风口浪尖。上千次的转发量，转来了网友的愤怒和支持，也转来了当地政府部门的“约谈”。“有好几次，已经是晚上9点多，我被告知要进行谈话，然后有人开车把我从山上接下去，那段山路要开两三个小时，谈话要谈近两个小时，折腾完已经是凌晨了。”来自四面八方的重压没有压垮梁栩晔，反而让她坚信一点：自己做的事是对的，既然没错，那就要坚持下去，这个说法必须讨！

　　“作为孩子们的老师，为他们争取更好的条件是无可厚非的，不想孩子们大一点不再无知时，抱着心酸怨恨和怀疑自怜生活，那样他们不只是身体缺乏营养，在精神上也站不起来。”怕爸妈担心，梁栩晔瞒着他们，对发生的一切只字未提，尽管经常靠哭来解压，但梁栩晔还是打定主意咬牙死磕。

　　因为“营养午餐”的问题被曝光，湖南省凤凰县教育局免去了5名相关责任人的职务。然而，问题并未得到解决，有一次送餐车甚至连着两天没出现，孩子们只能饿肚子。在与当地有关部门沟通未果并且被嘲讽后，哭了一个下午的梁栩晔和另两名支教老师做了个决定——自办食堂。她在微博里写道：“为了让孩子在这个寒冬有饭吃，我们几个老师决定不麻烦有关部门，我们要办食堂，再难也办。请原谅我力量微薄，水太深迈不过去，因此只能托求群众和社会。我们会尽最大的力，谢谢大家的帮助与信任。我和老师们商议后会写出一个具体的操作方案，无论如何一定让孩子吃上饭。”

　　11月24日，方案的具体细节在微博上公开，包括办理流程、安全卫生情况以及预算等细节。随后，梁栩晔通过微博公布了一个供大家捐款的公共账户。短短几天时间，建造爱心食堂所需的1.8万元资金如数到账。粱栩晔随即给孩子们奉上了第一份热乎乎的爱心午餐，她还在微博上晒了第一餐的菜单：豆腐炒肉和油菜炒蛋。尽管午餐谈不上丰盛，但孩子们将热气腾腾的饭菜吃得一口不剩。

来源：（南湖晚报　２０１４年５月４日　第６－７版）